韶关的现代考古事业，随着1958年“马坝人”古人类化石的出土而发轫，此后通过一系列的田野调查、考古活动和1982年开始的全国文物普查以及历年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发现、发掘了大批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出土了大量文物，为研究广东史及韶关地方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其中的一些考古成果被有关专家学者誉为是“了解广东历史的一把钥匙”。
一、旧石器时代考古
1958年8月曲江县马坝狮子岩洞穴发现马坝人头骨化石，属早期智人（古人）阶段，铀系法测定距今年代为12.9万年，与之共存的还有大熊猫、剑齿象、犀牛、貘等17种动物化石；后又于1984年在马坝人化石地点发现两件砾石打制石器，均为砍斫器；1982、1983年又分别在曲江枫湾骑马石和龙归飞鼠岩发现有砾石打制石器。这些发现为探索、研究广东（华南）旧石器文化、也为研究人类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为：马坝人头盖骨化石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韶关是广东新石器文化遗存发现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生活条件的差别，这个时期的文化遗址可分为洞穴、山岗和台地等类型。从发现器物的情况看，早期以洞穴遗址为主，中晚期则以山岗或台地遗址为主。
（一）新石器早期遗存以“青塘类型”为代表，包括翁源青塘墟朱屋岩、吊珠岩、狮头岩黄岩门（后属英德辖），始兴玲珑岩等遗址，均经考古发掘或试掘，出土有砾石砍砸器、板岩打制成的石斧、石锛、石砧及石片等，绝大部分打制石器用交互打制法，也有斧、锛刃部磨光；还出土有绳纹、篮纹、划纹等粗砂陶片，器类单一，仅见圜底罐，均手制，烧制方法是平地堆烧，烧成温度约680°C。以上遗址胶结堆积层还同时伴出大量的田螺壳、烧骨、炭屑，在朱屋岩甚至还出土有石化程度相当高的人的左股骨和胫骨各一段及几件脚趾骨。这一类型的遗址据考古学者研究属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段，距今年代约为7000年。
2016年至2018年，通过3年考古工作，在青塘遗址发现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连续的地层堆积，清理出墓葬、火塘等多处重要遗迹，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蚌器、骨角器、动物骨骼化石及植物遗存等各类标本一万余件。出土的一具人骨化石，其葬式为蹲踞葬，年代距今约13500年。墓葬的形式说明当时岭南人类已具有明确的生死观念和有意识的埋葬行为，也是中国年代最早的可确认葬式的墓葬，是广东境内保存最完整的距今1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
粤北石灰岩地貌发达，在人们未掌握建筑技术之前，天然石灰岩溶洞不失为良好的藏身之处，并且众多的山间谷地、水源等为原始居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采集和渔猎成为新石器早期居民的主要经济形式。
（二）新石器中期遗存。韶关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相对薄弱。目前为止，只发现曲江马坝石峡遗址下层早期文化层（前石峡文化）属新石器中期中段，距今年代为6000—5000年。前石峡文化的文化特征为常见细绳纹陶釜、镂孔矮圈足盘、泥质橙黄陶罐和磨光石器共存，但未见几何印纹陶。这个时期保留新石器早期文化特点最明显的是绳纹夹砂陶和交互打制石器还占据主要地位，人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活方式仍然是采集和渔猎。
（三）新石器晚期遗存。韶关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不论是分布地点还是遗址数量都大幅增多，遗址规模扩大，文化层堆积厚，遗物丰富。这个时期山岗遗址较多，北江的大小支流流经遗址附近，周围的河谷、盆地、缓坡地为原始农业生产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期文化可分为两种文化类型，即石峡文化和鲶鱼转类型。
1、石峡文化
位于曲江马坝狮子岩的石峡遗址在1972年发现，于1973、1975、1977、1983年四次发掘。遗址文化层分上、中、下、前四叠层，石峡文化即指遗址的下文化层，分为三期，距今年代为4600—4200年。属石峡文化的遗址还有1985年试掘的翁源下角垄、1987年发掘的曲江乌石床板岭、1995年发掘的仁化长江覆船岭以及始兴城南新村等。石峡文化的文化特征有：
1、陶器以圈足器、三足器、圜底器为主，三足器特别发达，极少平底器。子口，带盖，圈足镂孔是石峡文化器形的特点之一，器物种类比广东境内同时期文化遗存出土的陶器种类要多得多。陶器器表以无装饰为主，少数饰有绳纹、几何印纹等，几何印纹在石峡文化表现不发达。
2、出土大量磨制精致，种类繁多的石器。其中石钁的形状较为独特，犹如现代的铁镐，这在其他类型的文化遗存中至今没有发现过。
3、有氏族公共墓地。多数墓坑曾用火烧烤成红烧墓壁。流行单人二次迁葬，并在墓坑中放置两套随葬品，这种葬俗在其他类型的文化遗存中也比较少见。
4、装饰品种类多，制作十分精美。其中的石琮为广东罕见。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石峡文化的很多装饰品特别是石琮的形制和组合与江苏、浙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程度已经达到相当高度的良渚文化竟然如此的相似，工艺制作水平也不相上下。
图为：石峡遗址发掘区全景图
从出土的大型石器，如钁等和加工谷物用的石磨棒、石磨盘以及在灶坑、墓葬中出土的炭化稻米、稻谷（经鉴定和测定为人工栽培稻）等遗物分析，原始农业是石峡文化的基本经济部门，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并已经有人工栽培水稻的生产，这意味着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已彻底改变了原始人类采集野生植物果实、根块的经济模式，石峡文化已开始阶级分化，原始社会的解体已到了最后阶段。
关于石峡文化的“来龙去脉”，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石峡文化初论》中指出：“它与江西、苏南、浙北诸文化具有许多共性，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切。” 香港学者区家发先生由此推论，活跃在浙北的良渚文化氏族一支，从江浙太湖地区向江西鄱阳湖地区强势入侵，创造了江西地区的樊成堆、筑卫城文化后再向西南拓殖，其中一支再通过南岭山脉的天然隘口，进入粤北曲江石峡地区，创造了石峡文化，因此石峡文化的整体文化面貌与良渚文化、樊成堆文化才会如此相似。此一观点最引人注目，也最受广东考古界诟病。不过，就目前的考古材料看，石峡文化“突然”在本地高水平发展了数百年后却神秘地消失了，也是事实，它对本地的后续文化也几乎没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2、鲶鱼转类型
包括曲江周田鲶鱼转、马蹄坪，马坝石峡中文化层，龙归葡杓山，韶关走马岗和始兴澄陂等遗址。1960年代发掘的鲶鱼转、马蹄坪遗址代表了该类型早期阶段，年代与石峡文化相当或稍早（省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鲶鱼转类型可能属于青铜时期早期阶段）。其文化特征是打制石器约占石器总数的一半，均为河砾石制成，磨制石器部分为半磨，且器型小；陶器中夹砂陶占绝大多数，泥质陶少见，大多饰以绳纹或篮纹，但几何印纹已初具几何图案形状。
前述其余遗址代表了该类型晚期阶段，距今年代约4000—3500年。文化特征是陶器器形以圜底罐、圈足器、凹底器较为多见；几何印纹已相当发达，出现组合纹，且拍印花纹技术娴熟，纹样清晰，制陶技术已采用慢轮修整口沿和圈足；石器磨制技术精良，但不见石峡文化的典型器物。
图为：石峡文化大玉琮
三、青铜时代
广东是否经历过青铜时代或者说广东何时开始铸造青铜器，这是一个曾经长期在学术界争论的问题，韶关亦不能例外。
石峡遗址上文化层相当于西周晚至春秋中期，出土了钺、镞、矛、人面纹匕首等23件青铜器，也就是说此处的考古材料已证实不晚于西周晚期广东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其后，在乐昌老虎头山采集到两件铸铜石范（一为鱼钩范、一为铜铃范），通过比照与之共存的其他文化遗物，结合广东省考古所1994年在珠海发掘出土的一件铜斧石范及其共出陶、石器类型比较，省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发现铸铜石范的遗址应归属广东早期青铜时代，这就是说，广东青铜时代应是从相当于殷商时期肇始。按照这一观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属于新石器晚期的包括韶关境内的石峡遗址中文化层、走马岗等文化特征与老虎头山遗址相似的遗址都应纳入广东早期青铜时代范畴。但支持这一观点的更强有力的证据如有青铜器共存的早期文化地层仍未找到，致使在这一问题上，广东学术界仍未能达成共识。
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址和墓葬韶关境内主要有石峡上文化层，乐昌对面山春秋墓，始兴沈所春秋墓等。1987年在乐昌对面山发掘清理的7座春秋晚期墓，均发现有圆形腰坑，坑里置一件饰夔纹或勾连云雷纹的大陶瓮或缶。这一时期的青铜文化省内学者统称为夔纹陶类型，以夔纹、云雷纹陶器为主要特征，共存有少量磨光石器和青铜器。这个时期制陶技术达至广东几何印纹陶的鼎盛阶段，所出少量青铜器以中小型兵器和工具为主，包括钺、矛、镞、剑等，也有生活器如鼎等。
图为：乐昌出土的夔纹陶罐
战国时期岭南是百越的聚居之地，韶关市区南郊、曲江马坝矮石、始兴顿岗、乐昌对面山、坪石等地都发现了以米字纹、方格纹、刻划纹陶器为主要特征的遗址和墓葬，统称为米字陶类型。1987年发掘的乐昌市对面山战国时期二十多座墓，多数有楚文化特征的二层台形制，部分墓底有腰坑，埋一件米字纹或云雷纹的大陶瓮，随葬的青铜器以兵器为主，有剑、矛、戈、削（刮刀）、斧等，生活器除鼎外还有勺、带钩等。始兴县顿岗发现的十多座战国墓情况与乐昌的相似，1962年还在该县白石坪战国遗址发现了一件铁臿和一件铁斧（在曲江坳头山遗址也发现过一件铁斧）。
有研究者认为，尽管有考古材料证明，韶关区域文化确实经历过青铜时代的肇始期和发展期，但由于文化整体发展缓慢，本质亦较为落后，各地社会发展更是不平衡，韶关青铜文化并没能达到发展的高潮即繁荣阶段，而秦始皇统一岭南的行动则从客观上中断了韶关青铜文化的发展进程。
四、秦汉至南朝时期考古
不完全统计，五十年来，韶关发掘清理秦汉墓葬200余座，主要集中在韶关市区及乐昌、曲江等地。
1987至1988年间，在乐昌对面山发掘了春秋、战国、两汉时期墓葬200多座，其中两汉时期墓葬就有160多座。乐昌地处粤湘交界，是五岭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之一。这次的考古发现使研究广州以外的地区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特点，有了新的开端。对面山两汉墓的墓室，除少数几座西汉早期墓保留有二层台，其余均为凸字形墓，墓室呈长方形，前端接斜坡墓道。出土器物方面，西汉早期多见富有地方特点的陶器，如陶瓿、三足盒等；西汉中期流行汉式器并成套组合，如鼎、壶、簋、邓、熏炉等；东汉墓则增加了模型器如陶屋、仓、井、灶等，但不见广州地区东汉墓中常见的陶船、托灯俑和六畜陶塑。对面山汉墓另一突出特点是出土铁器的墓占总数四分之一强。
1985年以来在始兴县也相继发现了汉代墓葬，在南雄迳口也发现了四座汉墓，发掘一座，出土了30多件文物。这些发现，填补了该区域汉墓考古史上的空白。
1985年在乐昌城郊与前述对面山墓葬群相距仅400米左右的武江南岸发现一处用河卵石砌筑的残破墙基，出土大量的粗绳纹板瓦和筒瓦及方格带戳印纹的陶罐残片，证实此乃史载之赵佗城——秦汉之际，南海尉赵佗所建关防城之一。迄今仍保存较好的是始兴县城西北罗围村西犁头嘴的西汉至东汉的一座城堡，城堡筑在浈、墨两江交汇处，城内面积为8000多平方米，保留了4米高用河卵石垒筑、断面为梯形的城墙；城内有南高北低的两组建筑遗址，并采集到绳纹板瓦、筒瓦和陶瓮、罐等，可能是当时驻兵防守的军事城堡。上述汉代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对韶关境内汉代考古学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突破。
图为：韶关西河出土的东汉“阳嘉”纪年墓
然而，关于这一时期，韶关境内还有一个重要考古课题亟待解决，这就是秦“新道”问题。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曾沿北江的几条支流修筑通往岭北的“新道”，形成水陆联运交通线，而史料记载模糊，这又恰恰是与汉武帝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岭北岭南交通线，如果通过考古调查搞清楚了秦“新道”及其相关问题，应该说可能将开创出韶关乃至广东省秦汉历史研究新局面。
两晋至南朝时期墓葬在韶关各地有数百座的发现，其中有不少“合族而葬”的墓地，近年发现发掘的乳源泽桥山、莱山遗址都是较大规模墓葬群。可以说，韶关境内集中了目前省内同期公开发表的考古材料的近一半。这一时期的葬俗有了明显的变化，墓葬基本上都是单劵顶砖室墓，少见或不见土坑墓；从平面形制上可分为凸字形、长方形和长方形双（多）室墓，也有少数几座为叠涩顶砖室墓；按规格大小区分则多为中小型，长6米以上的较大型墓，韶关全市目前只发现3座。大型砖室墓在东晋后已几乎不见，盛行长方形砖室小墓，一般不分室，较大的墓建有壁龛，随葬品多放在棺的前后。到南朝刘宋初双室或多室合葬墓数量增多。随葬器物大部分是青瓷四（六）耳罐、碗、杯、盂和滑石猪等，同时还出土有铜镜、铜钱、首饰、弩机、铁剪刀等，有部分两晋墓葬还出土了一些模型器。总的来讲，这一时期的墓葬随葬器物少而单调。
韶关市区西河出土的西晋“太康七年（286年）”及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墓皆出土了一件水田耕作模型，后一墓还出土了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多方面的模型器如居屋、出游俑、圈舍、仓、店铺、舂米及酿酒作坊等，说明这一时期由于吸取了北方移民带来的先进农耕技术而极大地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另外，在曲江南朝墓中，还出土了九片剪切波斯银币，这是韶关作为交通要道参与海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
韶关出土的两晋南朝墓葬材料中有相当数量为纪年铭文墓，这就为我们研究墓葬本身及其所承载的当时社会状况的信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五、隋唐至宋代考古
隋唐至两宋六百多年间是韶关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并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的一个时期，这期间，韶关作为南北商贸交通主要通道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
隋唐墓葬主要分布在韶关市区、曲江、始兴、乐昌、乳源等地，出土的器物大部分是青绿釉罐、碗、碟、杯、砚等，还出土了一些铜镜，在市区西河隋墓中还发现有“大业六年（610年）”铭文墓砖。
唐代开元名相张九龄墓自宋以来曾多次被盗，1960年发掘时仅出土了一些陶瓷器、滑石猪等，比较重要的是墓内彩绘壁画和墓志，墓志书法流畅美观，并对校正《旧唐书》中相关记载的错漏提供了可靠证据，可惜的是其壁画除少数可辨外，其余都漫灭不清。
宋代是韶关矿冶史上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冶炼遗址在韶关各地几乎都有发现，其中较重要的是大宝山宋代岑水铜场遗址及十里亭沙山矿冶遗址，后者据考证可能是宋时曲江三银场之一的石膏银场，前者则在我国铜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因此在今韶关市区西河诏设永通钱监，从而在根本上把整个广东地区正式纳入全国统一货币体系。
宋代也是韶关陶瓷业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韶关市区东河坝、南雄、始兴、曲江等地，考古调查发现了许多烧造陶瓷器的窑址，其中最重要的是1980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南雄全安莲塘坳宋代瓷窑，调查时发现馒头窑连片，整个村庄及周围都散落有大量的白瓷片和青瓷片，规模相当大。
作为宋代考古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相继发现了村落、集镇等遗址，这其中包括韶关市郊靖村村落遗址、曲江白土盐埠集市遗址等。这些遗址大多处于北江或其支流沿岸，它们的发现，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经唐张九龄拓扩大庾岭路及北宋蔡氏兄弟整治梅关后，北江及大庾岭路作为交通五岭南北一条主要商贸路线繁忙和繁荣的景象。另外，1987年在南雄大塘还出土了17件南宋铤银。宋代银铤特别是印有“铤银”的铭文和铸有重量的发现不多，见于文献记载的也少，这批银铤的发现，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
六、元明清考古
由于唐宋以后普遍推行薄葬或火葬，韶关这个时期墓葬考古材料收集得较少，只在乐昌、始兴、仁化等地零星抢救性发掘了几座明代墓葬，仁化出土的明墓均有墓志（砖），对考证同时期地方史均有补益。考古主要收获是各地发现的明清青花瓷窑。
1980年代文物普查发现的始兴司前、深渡水明代青花瓷窑，采集有碗、碟、杯、盘等器类，有青瓷和青花瓷两种，青花又分青灰色和蓝灰色，属写意画法，线条粗犷流畅、简单活泼，一些碗外壁还写有吉祥文字。由于未清理，这些瓷窑的结构不详，其瓷器的烧制方法则采用砂圈叠烧法。
始兴澄江清代青花瓷窑，属倒焰式馒头窑，从采集的标本观察，瓷器胎质细腻，釉色洁白，青花色调蓝中微带灰色。多数碗内外壁画有花卉或写意图案，图案往往较复杂，个别内底有花纹款和“豆腐干”款，其烧制方法也是砂圈叠烧。
纵观韶关六十年来的考古历程，其丰富的考古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地区一些相关问题，例如，加强对洞穴遗址的调查和研究，丰富区域内旧石器及新石器早期考古材料，进一步探索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情况以及与珠三角地区同期文化的关系；结合韶关区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课题的深入研究，初步建立起区域史前文化序列；区域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模式及与楚、越、西南、中原文化等的关系；秦统一岭南前本区域社会形态及与岭北的联系；南越国北疆沿边布防情况；两汉对本区域的开发及行政设置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相关文物考古工作者及文史学者共同去努力发现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