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至13日， “纪念石峡遗址发掘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韶关武江区召开。众多考古文博界“大咖”在会场研讨，在遗址现场勘察，许多有关中国早期文明样貌的新知灼见你来我往，碰撞交流。

石峡遗址

这个遗址到底有什么魅力，可以在启动发掘50年之后，仍让与会专家说“谈到岭南的许多考古地点，我们会发现，很难绕过石峡”。

在研讨会的开幕视频致辞中，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为什么又会说：英德岩山寨遗址的发现，是对石峡遗址发掘五十周年的最好纪念？

严文明教授视频致辞

钥匙、环节、出发点——石峡遗址的“三个一”

“在座的一些年轻人，对黄、刘两位老师可能不是很熟悉。不过当初正是他们最早在这里进行了考古调查”，作为研讨会主题报告的第一位报告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岩回顾了石峡遗址发现、发掘和研究的过程。

李岩做主题报告

1972年冬天，曲江县文化馆的黄志高和刘成德在石峡遗址所在的位置进行考古调查，在地表采集到陶片和石器，并且发现了红烧土。他们将消息上报广东省文化部门后，第二年1月，广东省博物馆派专业人员前往复查，进行了地表踏查、钻探和断面观察，确认了3万多平方米的遗址面积，并试掘了一条8平方米的深沟。

参加三次发掘的考古人员

1973-1978年，广东省文物部门在石峡遗址组织了三次发掘，不但有了重大的考古收获，还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基层文博考古的骨干，影响十分深远。

苏秉琦与商承祚、杨式挺研究石峡遗址出土陶器

1975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应邀在发掘现场工作了月余，并于1978年发表了《石峡文化初论》一文，对石峡遗址的意义提出了“三个一”的著名论断：是岭南史前先秦至秦汉历史探索过程中一把重要的钥匙，是探索岭南与相关地区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是探索研究我国古代先民与东南亚地区交往的一个出发点。

严文明先生也曾来过曲江，在他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框架中，石峡文化是“重瓣花朵”结构中最南一瓣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经朱非素、杨式挺等广东考古前辈的努力，《石峡遗址——1973-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问世，并在2016年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获“金鼎奖”。

“我们以石峡遗址的资料为主干，结合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现，基本构建了广东史前6000年至先秦时期的编年序列”，李岩在《文博学刊》“纪念石峡遗址发现50周年专题”的“主持人语” 中写到，石峡文化是以玉琮、玉钺等礼器为标志的良渚文明的西南边界。在引入琮、钺等玉礼器进入岭南的同时，石峡文化通过与相邻文化的交流，向北输出了广东的几何印纹陶因素，对三代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且独特的贡献。新的考古资料也表明，石峡文化时期的原始农业应当为稻、粟混作，并在距今4000多年前传入珠三角北部的广州东北部，这成为进一步探索东南亚半岛地区稻作农业起源的新支点。

石峡遗址出土的文物

经过三次发掘的石峡遗址揭露面积3666平方米，清理墓葬132座，共发现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时间跨度为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至春秋早期，以其中第二期的“石峡文化”最具代表性。“石峡文化”也是广东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

在这里 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石峡遗址对于广东乃至华南新时代考古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填补了岭南先秦时期文物资料和考古学文化等多方面的空白。它所体现出来的“交流”态势对于理解华南地区早期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之路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尤为重要。

会议Logo

“纪念石峡遗址发掘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会议Logo的设计巧妙地点明了石峡遗址的价值。Logo的设计者是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蔡凌，制图为所员李俊。Logo以石峡遗址出土的三件代表性礼器——玉钺、玉璜和玉璧为元素，构成抽象的数字“50”字样变体。外圈以玉琮平面轮廓线图环绕，旨在点明50周年纪念的主题；同时，三件礼器还形成为“石”的汉字意向，有两重含义：一是“石峡遗址”之“石”，揭示挖掘地点；二是“新石器时期”之石，意为石峡遗址是重要的新石器时期考古发现。

最早提出了“岭南文化‘中国化’进程”的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指出，岭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包括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文化，由于其极为鲜明的环境生态特点，在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大格局中独具特色、自成体系。而如果从整个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格局的角度来看，又能发现岭南地区——哪怕是最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虽然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谱系和独特的文化传统，但又受其他地区，特别是岭北的影响，“最显著的就是石峡文化，我个人认为它主要是一支外来的文化覆盖了粤北地区。”这种感觉在英德岩山寨遗址表现得也非常强烈，在广州黄埔的茶岭、甘草岭遗址，也看到了非常明显的石峡文化因素。此外在从化横岭的考古发现，文化面貌上来说既有区别于石峡的东西，也有与石峡相似的东西，二者之间的关联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赵辉指出，岭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上，一直有着或疏或密的文化交流。总体而言，北方文化越往后影响越强烈，到了秦汉，则是与来自更北的黄河流域的中央王朝直接发生关系。包括当中的一些代表性器物，比如玉琮，赵辉认为：“目前还说不清楚它是怎么来的，因为石峡遗址有，海丰也有，沿海也有。它当时是不是有不同的传播路线和交流路线，所以才构成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

还有一些交流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图景有了更多的想象。比如粤东虎头埔文化中的印纹硬陶，在石峡文化中有，在福建的昙石山文化中有，浙南的好川文化中也有。这些质量精良的硬陶，以及虎头埔，和晚一些的博罗梅花墩、银岗发现的类型相似的窑址，是不是代表了一种“专业化生产”的出现？而规模如此大的专业化生产，背后的流通、交换机制又是怎样的？它是不是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生活模式，与之后的原始瓷，以及江南、景德镇地区后来的瓷器生产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背后其实就是我们怎样复原古代社会的样貌，怎样去认识古人的生产与生活。

广东先秦考古理念与方法探索的起点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秦考古研究所所长刘锁强认为，1973年开始的石峡遗址考古工作，直接将广东先秦考古带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广东第一次对大型遗址进行有计划的主动性考古工作，由于文物资料丰富、重要，自然就触及到考古的方法论问题。比如在田野中区分一次葬墓与二次葬墓，就成为整个华南地区首创的成功经验，“所以石峡遗址的考古工作可以视为广东先秦考古理念与方法探索的起点。”随着石峡遗址发现与“石峡文化”命名，广东考古学的研究重心也逐渐转向考古学文化与分期、分区研究，原始公社、奴隶社会等概念被引入，对地层学、类型学的新理论、新观点的运用，对聚落形态的重视，都成为那一时期的重要特点。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前十年，由于经济建设速度加快，广东考古主要配合大型基本建设开展。考古研究机构先后成立，田野考古力量得到加强，跨流域、跨地区和跨时间的研究课题得以筹划，材料更新与方法创新并举。同时，由国家支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科研项目的相继实施，对广东先秦考古理念的探索与实践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高明古椰遗址、博罗横岭山墓地、增城浮扶岭墓地、英德牛栏洞遗址、遂溪鲤鱼墩遗址、深圳咸头岭遗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发现。这一时期，广东的先秦考古开始由物质文化史向古代社会研究转型，多种新科技手段得到应用，考古学文化编年取得突破，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战国时期区域年代学框架和文化发展序列。

岩山寨遗址出土文物

最近十余年，国家高度重视文物考古事业，课题导向的主动性考古发掘比重显著增加，依托现代科技手段开展精细化考古的理念广泛普及。岩山寨遗址等主动性考古项目的持续开展，令田野工作和课题研究不断突破瓶颈。

与会专家考察岩山寨遗址

2017年发现的英德岩山寨遗址是继石峡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先秦大型中心聚落遗址。由于学术价值重要，它成为了“考古中国”项目设立以来广东首个入选的史前先秦考古项目。对之的工作从一开始便制订了以聚落考古理念为指导的长期计划，围绕遗址聚落结构以及聚落形态演变来设定工作目标，逐年对分布于不同地貌部位的不同地点开展发掘与勘探，并持续在周边开展区域调查来认识聚落间的空间关系，如此系统的聚落考古工作在广东还是首次。

（本文根据李岩《“纪念石峡遗址发现50周年”专题主持人语》，赵辉、李岩《石峡遗址与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刘锁强《从石峡到岩山寨：广东先秦考古理念与方法的世纪探索》整理）